值得注意的是，“二十世纪中国文学”论是1980年代诸多有关“现代化”的论述当中，较早也较为完整地采用了传统/现代、中国/世界这一现代化理论叙述结构的文本之一。它将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现代化进程，同构地纳入中国文学如何在“走向世界文学”的过程中获取现代民族意识的过程，并提供了有关“世界市场”、“世界文学”与“中国”主体想像等颇具1980年代“时代特征”的典型叙事。
由此可能带来的问题是，这一文学史构想的“整体观”在突显某些特征的同时，也遮蔽了另一部分历史：“在谈到20世纪的中国文学时，我们首先会遇到‘新文学’、‘现代文学’、‘当代文学’等概念。这些概念及分期方法，在80年代中期以来受到许多质疑和批评。另一些‘整体地’把握这个世纪中国文学的概念（或视角），如‘20 世纪中国文学’、‘晚清以来的中国文学’、‘近百年中国文学’等，被陆续提出，并好像被越来越多的人所接受。许多以这些概念、提法命名的文学史、作品选、研究丛书，已经或将要问世。这似乎在表明一种信息：‘新文学’、‘现代文学’、‘当代文学’等概念，以及其标示的分期方法，将会很快地成为历史的陈迹。”（洪子诚：《“当代文学”的概念》，1998）我们不难发现，“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在1980年代的中心位置，是与曾经作为1950-1960年代“显学”的“当代文学”在1980年代出现的危机，直接联系在一起的。
其实早在1986年，在北京大学的一次会议上，木山英雄先生便曾相对隐晦地提出，“20世纪中国文学”用马克思的“世界市场”来定义中国的20世纪历史，忽略了“文化主体的形成”这一问题，因为“从东方民族的立场来看，这（指20世纪）并不是像马克思所说的世界市场的成立。马克思是完全站在西方立场上说的”。而丸山升先生则直截了当地提出，“20世纪文学”的“中心问题”应当是“社会主义”，但在“20世纪中国文学”论述中，这一“中心问题”却并没有出现。到了1990年代，《文学评论》发表了钱理群老师的《矛盾与困惑中的写作》（1999）。钱老师在回顾提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这一概念的经过时，也曾提及王瑶先生的质疑：“你们讲二十世纪为什么不讲殖民帝国的瓦解，第三世界的兴起，不讲（或少讲，或只从消极方面讲）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运动，俄国与俄国的影响？”——这些“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不讲”的内容，概而言之，便是遮蔽二十世纪“现代性”的内在矛盾与冲突，将其视为一个统一的因而也是“单一现代性”的过程，也因此抹去了以“革命中国”代表的在资本主义内部批判现代性的“社会主义（第三世界）现代性”。
如何才能重新召唤这一“失落的视野”，洪子诚老师发表在《文学评论》上的《关于50—70 年代的中国文学》（1998）以及他撰写的《中国当代文学史》（1999/2007），对这个问题有比较明显的自觉。他不断强调“当代文学”这一文学史概念所蕴含的深刻的历史含义，“‘当代文学’这一文学时间，是‘五四’以后的新文学‘一体化’倾向的全面实现，到这种‘一体化’的解体的文学时期。中国的‘左翼文学’（‘革命文学’），经由40 年代解放区文学的‘改造’，它的文学形态和相应的文学规范（文学发展的方向、路线，文学创作、出版、阅读的规则等），在50 至70 年代，凭借其时代的影响力，也凭借政治权力控制的力量，成为惟一可以合法存在的形态和规范。只是到了80 年代，这一文学格局才发生了变化。”
这也是为什么蔡翔老师的《革命/叙述：社会主义文学文化想象（1949-1966）》（2010），要以《“革命中国”及其相关的文学表述》作为全书的导论。如果要突破“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限制，在更高层次上重新召唤回“失落的视野”，就需要在复杂变动的历史过程中把握“革命中国”与“现代中国”相互之间的关系。就像蔡翔老师指出的，“革命中国”只是一个比喻性的说法，使用这一说法，目的在于划出一条它和“传统中国”与“现代中国”之间的必要的边界，尽管，这一边界在许多时候或者许多地方都会显得模糊不清。所谓“传统中国”，指的是古代帝国以及在这一帝国内部所生长出来的各种想象的方式和形态；所谓“现代中国”则主要指称晚清以后，中国在被动地进入现代化过程中的时候，对西方经典现代性的追逐、模仿和想象。当然，这也是两种比喻性的说法――而“革命中国”毫无疑问的是指在中国共产党人的领导之下，所展开的整个20世纪的社会主义的理论思考、社会革命和文化实践。
但是，强调“革命中国”在“二十世纪中国”的重要地位，并非否定“革命”与“现代”之间的历史性联系，无论从哪一个方面，中国革命都可看作是“五四”这一政治／文化符号的更为激进的继承者，或者说，中国革命本身就是“现代之子”。将中国革命视之为一场“农民革命”，无非是因为论述者察觉到了这一革命的主要参加者的经验形态，但却忽视了领导这一革命的政党政治的现代性质，包括这一政党核心的现代知识分子团体。这一政党政治的现代性质不仅因为它本身是一个国际性的政党组织，还因为“现代”已经成为这一“革命”最为主要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等等的目的诉求，无论是大工业的社会形态，还是民族国家的现代组织模式，乃至文化上激进的个性解放——即便在文学形式的激烈的辩论中，追求一种内在的有深度的个人描写，也曾经是中国当代文学一度共同追寻的叙事目的，无论这一有深度的个人以何种形态被表征出来——“社会主义新人”或者“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更关键的是，“革命中国”不是一个静态的叙事，而是一个动态的过程。正如越来越多的研究者意识到，这个过程的动态性体现在“革命中国”对“革命之后”的深刻关切，即使要“告别革命”，“革命”也构成了各种“告别”论述的历史前提和现实出发点。
在这儿对“当代文学研究”做一个极其粗略的学术史回顾，不只是因为《文学评论》以其杰出的敏感与热诚记录下了这一学术变迁的轨迹，更重要的是透过《文学评论》，作为“1980年代人”的我们这一代学人得以形成某种新的历史感觉与问题意识，进而能够在继承前辈学者学术贡献的基础上，不断地给“当代文学研究”注入活力与动力：面对“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挑战，如果说“近代文学”和“现代文学”因为自我的完成和封闭而有可能“自洽”，那么“当代文学”的危机恰恰来自它的“未完成性”：不仅作为起点的“1949 年”遭到挑战，而且内在包含着的“1979 年”成为了另一套历史叙述的“新起点”，一套取代“革命阶段论”、试图整体上把握“二十世纪中国”的“现代化阶段论”的“新起点”。这样一来，“当代文学”就要在双重意义上为自我的存在辩护：一方面要站在“1949 年”的立场上强调“当代文学”的“历史规定性”，也即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实践”规定了“当代文学”的历史走向；另一方面则要包含“1979 年”的变化来整合“当代文学”的“内在冲突”，也即如何将“前三十年”（1949—1979）和“后三十年”（1979—2009）作为一个“有机整体”来把握。在某种程度上，我们似乎又回到了“1980年代”那个经典的问题，即如何“把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作为一个有机整体来把握”？但“二十世纪中国”的意涵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由于“失落的视野”的回归，“当代文学研究”必然要承担起在“当代意识”的高度上重新想象历史深入刻划现实的责任与使命。
回想起来，在《文学评论》上发表第一篇文章，我那时还是20来岁的小伙子，在江西赣南师范学院中文系任助教，感谢《文学评论》，给一个无名小辈如此重要的机会！那还是一个没有什么学术项目，也不存在核心期刊，更没有奇奇怪怪教授头衔的时代。不知不觉，二十多年过去了，我也已经两鬓斑白，在年轻人眼中变成了“老同志”。但我希望并深深地祝愿《文学评论》在急剧变动的时代中能永葆学术青春，始终站立在文学研究和思想潮流的前沿。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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