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3月28日15：00，杭州师范大学图书馆馆长朱晓江在闵行校区人文楼4255室进行了一场题为“‘火宅’：1940年代周作人的生活与思想”的精彩讲座。本次讲座是“华东师范大学2023年百场校级讲座”第九场、“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2023年中融讲堂”第四讲，由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罗岗教授主持，中文系诸多师生参与聆听本次讲座。

朱晓江老师致力于周作人研究，成果显著。于周作人研究而言，若要深化对周作人的理解，必须要面对“兄弟失和”与“附逆”的难题，周作人因“附逆”而成为文学史上颇受争议的人物，朱晓江老师在此次讲座中借助翔实的史料，细致深入地对周作人在抗战爆发后的“生活史”和“思想史”展开分析，试图探究周作人出任伪职之动机。

讲座伊始，朱晓江老师梳理了周作人在事变前夕的生活与写作。周作人将华北问题视为是当时中国最严重的问题，特别是体现在其诗歌中多次使用的“汉腊”一词，“汉腊”原意为汉朝祭祀名，后意指改朝换代，特别是指汉民族被外族侵占，朱老师敏锐地把握住“汉腊”一词，并联系其与周建人失和一事，认为此时周作人的情感态度是苦闷的。同时，朱老师也察觉到周作人在文章中批判日本的态度，呈现出周作人在民族大义和个体生命二者关系的时代性思考。

随后，朱老师讨论了周作人“苦住”的问题，这也是与近日沈卫威老师的文章进行对话。“苦住”带有佛教的意味，出自其《桑下谈序》一文。在华北失守后，众多文学者呼吁周作人南下，但周作人仍旧留在北平，一方面是由于“家累甚重”，另一方面则是“必败论”的判断，尽管周作人在内心深处对日本侵华行为是持抗拒态度，但是基于以上两个原因，他只能继续“苦住”。朱老师分析了周作人的收入来源：北大留平教授津贴、孔德学校校董薪酬、文化编译会稿费等等，其中争议最大的当数出任伪教育总署督办、负责伪教材编审所获取的酬劳。由此，朱老师认为需要思考周作人在战时的“生生”与“民族大义” 之间的关系，以及如何看待“生”的要求与苦住、仕敌之间的关系。

1939年周作人遇刺，关于“行刺者是谁”的说法，众说纷纭，而周作人则一直坚定认为刺杀者是日本军方。经过一番心理斗争，周作人决定接受伪职。朱老师认为，周作人的事功意识促使其做出这一决定，周作人自1933年起便认为“道义必须见诸事功才有价值”。朱老师指出，问题核心在于：在战争时期，如何去评判周作人“重事功而轻气节”的思想，周作人的事功是否只是一种想象性的意识？由此只有回到周作人的心理和实践，我们才能够更加逼近这一问题。朱老师通过列举周作人一系列“事功”的活动：提高教职员薪酬、落实各类教育工作、推动厘订英美系学校善后方法、保护图书器材、整顿图书馆资源、营救燕大师生、保持写作等等，借以说明周作人在接受伪职之后仍旧做了诸多有益的举措，这体现了周作人的中国认同。

最后，朱晓江老师分析了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周作人思想的变化。从“华北事变”到“大东亚战争”，日本试图一步步掌控东亚，而“大东亚”概念的对立面是“英美”，由此观之，日本人试图强调的是虚幻的东亚、亚洲“解放”的意义，而周作人则将“东亚一体性”与儒家思想和孙中山的大亚细亚主义相勾连，这种回到传统的解释也与日本的“现代论”大相径庭。由此可见，周作人对于日本的态度是一以贯之地批判。

综上，朱晓江老师钩沉史料，试图解答周作人的“附逆之谜”，从留北平到接受伪职，从学术实践到政治工作，周作人的决定与其现实生活状况、事功意识以及如何理解日本诸因素息息相关。重新讨论“附逆”事件，并不是为其辩护，而是从更加具体的角度理解文学史和思想史上的周作人。罗岗老师认为讲座给大家提供了两个启示：一是如何理解道义的事功化，这也涉及研究者们如何评判历史和人物，反思和突破“后悔史学”的局限。二是如何理解大东亚战争，并在战争和40年代的语境下思考周作人回到中国传统、找寻中国认同的努力。最后，在老师、同学们热烈的掌声中，本次讲座圆满结束。

文稿|陈彩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