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1月2日，上海师范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董丽敏教授在我校闵行校区人文楼4330会议室做了题为“中国革命与妇女解放：以延安时期为中心”的讲座。本次讲座由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罗岗教授主持，诸多硕博研究生与本科生到场聆听。

董丽敏教授围绕着妇女、革命与社会的问题意识，从三个层面层层递进展开讲座，即婚姻家庭：从“妇女主义”到“家庭统一战线”、生产劳动：组织妇女与组织社会的辩证法、“新女性”改造：新的历史主体的锻造。

在第一部分，董教授以丁玲的《夜》和同时期的另一文本《男女平等》切入，从文化想象和历史实践两个层面探讨了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对妇女解放问题的处理。她指出，由“抗战”这一特殊的民族革命所促发，面对处于重重压迫中的贫困农村妇女以及由此而层出不穷的婚姻家庭问题，以延安为中心的根据地在传统伦理、乡规民约、城市文化、革命话语等不同势力的博弈格局中，经历了不断地摸索之后，在一定程度上理顺了“妇女”、“家庭”、“生产”、“中国共产党”与“民族/阶级革命”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形成了以“家庭统一战线”为旨归的处理模式。 这在一方面，验证了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与国家的起源》中明确提出的处理无产阶级婚姻家庭问题的基本原则的可靠性，即更强调在同一阶级大联合的前提下创造内部性别协商的空间；另一方面，则在一定程度上探索了“革命中国”妇女解放方案生成的可行性。

第二部分，董教授从赵树理的《传家宝》一文中不同妇女对于“纺织”的不同立场入手，展开分析了生产制度的革新如何重构人与人的生产关系乃至社会关系。作为“延安道路”的主要内容，以陕甘宁边区为中心的抗日根据地的妇女纺织生产运动，在很大程度上探索了在“民族革命”和“阶级革命”双重视域中推进底层劳动妇女解放的实践路径。具体而言，在特殊的“抗战”情境中，“纺织”作为传统“男耕女织”小农经济生产格局中的妇女劳动，不仅获得了某种道义正当性；而且，通过以“合作社”为中介，“纺织”成为了社会生产的有效环节并获得了经济价值，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更为平等的性别分工（或劳动分工）的形成。在此基础上，妇女们逐步建立了作为劳动者的尊严感以及对“公家”的认同，并将其转化为实践动力；同时，通过“妇纺”合作社等多种形式，建构了可以克服个人本位主义的劳动互助关系，进而探索了经济-社会一体化的新型公共空间，从而既与传统小农经济格局中劳动价值往往被忽略的家庭纺织妇女不同，也与现代工业意义上单纯作为劳动力的纺织女工形成了鲜明的差异，而具有了“新妇女”的意味。

紧接着，在第三部分，董教授就针对“新女性”改造问题进行了深入阐释。她指出，在知识分子女性自我改造的基础之上，新的妇女工作的原则和组织架构得以产生，简而言之，这一以“社会团结”为导向的“革命中国”妇女解放经验，包括了解民情（民间因素对欧化因素的克服）、

改造作风（“四三决定”对于生产劳动的强调与劳工神圣传统的结合，知识分子和城市话语或经验被改造，自我改造与改造她人的双重改造的同时性）、群众路线（新型干群关系的构造）、社会整合（探索妇女内部的整合以及以此为基础推动社会整合）等几个方面。此外，董教授提出，作为枢纽，知识妇女作为历史实践主体的锻造需要辩证地对待以下三个方面：认识客观与改造主观、改造世界与改造自己、政治化个人与融入集体（妇女集体，阶级集体）之间的关系。

随后，罗岗教授针对讲座内容谈了两点感想，第一，在革命的时代背景下，延安通过大生产运动以及合作社的形式，把家庭组织进一个更大的社会网络里，并通过这个社会网络来改造家庭，此时”巩固家庭”和”破坏家庭”之间的关系应如何把握？第二，从“新女性”到“革命女性”的过程中，妇女不仅要改造社会也要改造自我，试问莎菲女士到了延安，她该怎么办？而女性主义对女性的理想范型和被这些理想范型所压抑的边缘女性群体之间又是怎样的关系？

此外，参加讲座的诸位师生也结合当下女性主义运动等社会热点问题与董教授展开了深入而富有启发性的对话，为中国革命与妇女解放问题的研究和学习打开了新的视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