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中心
我系主办“18世纪研究高峰论坛”
发布时间:2018-11-12        浏览次数:66
 

   

 与会学者合影

 

2018113日,由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主办的“18世纪研究高峰论坛”在我校闵行校区人文楼举行。本次论坛集结全国20余名学者围绕18世纪研究的核心问题进行了深入的跨学科交流。与会专家包括来自国内著名高校及研究院专门研究18世纪以及邻近时段文学、观念史、美学、政治学和中西文化交流史等领域的学者。论坛旨在以18世纪为经线,以跨学科对话为纬线,创建一个有机生长的学术交流网络,并开展与国际学界相关领域的学术交流活动。在会上,各位学者分享了关于18世纪欧洲各国思想、文学和文化发展的新研究与新发现,探讨了中西文化交流与比较研究方面的新课题。这次会议集聚了国内在此领域学有建树的名家和青年才俊,与会者对话热烈,交流充分,获益良多。其中,17-18世纪的中学西传及其对启蒙运动的重要影响成为学者热议的话题。

 

 

北京外国语大学的张西平教授发表了题为“中国文化的世界性意义——以启蒙思想与中国文化关系为视角”的演讲。他聚焦于17-18世纪来华耶稣会传教士所译中国古代文化典籍所引起的欧洲“中国热”,及其对启蒙思想的影响。他指出,罗马教会内部的“礼仪之争”问题促进典籍翻译活动达至高潮,向欧洲人勾勒了中国人的精神世界。他认为,中国热的出现,是出于西方对于例证启蒙思想的内部需求,但也应看到中国所具有的现代性特质。同时,他认为应对中西文化交往进行长时段的探究,并从对内容上的研究解构欧洲中心主义、自我神化和进步史观,并在文明互动、互解中重新认识欧洲与中国。

 

 

北京外国语大学的张西平教授发表主题演讲:中国文化的世界性意义——以启蒙思想与中国文化关系为视角

 

随后,上海师范大学的刘耘华教授对张西平教授的演讲做出回应。他认为启蒙运动时期欧洲对中国凭借的变化,体现了西方思想史自身逻辑链条中的环节,仍有进行深入讨论的空间。同时,他还提出了几点反思,首先应关注西方学者借中国重构自身背后的问题意识,即解决在科学普遍性压迫下忽视个人情感所产生的诸多问题。再者,在大时段的比较视野中,不应忽视微观研究。最后,他指出中国问题与西方问题之错位,中国应重新思考“本末道器”、技术与中国精神进步等问题。

 

北京外国语大学的罗莹老师分享了题为《清朝来华耶稣会士卫方济及其儒学译述研究》的个案研究。她提出,耶稣会士最初译儒家经典是出于学习语言,以及争取财力、舆论支持的需要。她列举了几部重要译本,其中《大学》《中庸》《论语》的译本《中国哲学家孔子》(1687)更是影响了孟德斯鸠、培尔、伏尔泰等思想家,促使他们对理性与宗教做出反思。卫方济译的《中华帝国六经》(1711)也尤为重要。卫氏的译词更准确及体系化,并以中西文化意象进行比附,更为接近原貌。她尤其指出,卫氏译本一反前人世俗与宗教对立的评价标准,转为强调伦理、礼法的实践性,这对沃尔夫、杜赫德等人产生深刻影响。这也体现了传教士对中国文化内在理性的肯定,而其借由神哲学话语对儒家文本的编译,也体现了知识的建构与启蒙的过程。

 

其后,学者们将目光转向18世纪在欧洲文明内部的关键地位这一话题。南京大学的江宁康教授发表了题为《西方文明第三源:十七-十八世纪现代欧美文化的形成》的演讲。他指出,西方文化通常被认为共享“两希文明”的源头,但自宗教战争后,西方的民族国家逐步建立,促成了西方文化内部的裂变。他认为,兴起于1718世纪的启蒙运动的影响力远超文艺复兴,并在整个欧洲宣扬自由思想与独立人格,是现代性、西方现代文明之源头。这一西方文明的“第三源”,促进了现代科学的产生,张扬理性及批判精神,一系列民主政治制度、法律制度随及应运而生。而在文学艺术方面,他提到了1718世纪各国重视各国民间故事及风俗,建立文化谱系,美学观念逐步发展,文学谋求介入政治。

 

随后,北京大学的韩加明教授则结合亲身经历,分享了对于国内18世纪研究新进展的诸多看法。他首先介绍了中国十八世纪研究学会的历史,及张芝联先生参加18世纪研究学会活动的情况。张芝联先生于1993年参加纪念马戛尔尼使团来华研讨会,正是这次与国外学者交流的机会,促成了1995中国十八世纪研究学会的成立。韩教授还谈了编辑《欧美文学论丛》第十二辑《十八世纪文学研究》的心得,他认为从前的论丛主要以专题、语种为主题,本书则主要以18世纪为主题,关注启蒙运动,和中国在18世纪的世界影响。他倡导促进外国18世纪研究专著在中国的译介,并提及新世纪的刘意青、黄梅、谷裕、王建、罗湉等学者及其研究。

 

复旦大学的李宏图教授则从观念史的角度,发表了题为“观念中的‘新世界’——略论18世纪的启蒙运动”的演讲。他主张应突破对法国启蒙运动的单一关注,并将启蒙运动置于18世纪的框架之下。他认为,18世纪的研究,已经由关注精英思想家,转向关注话语、概念的形成与传播,转向在文化史方面关注阅读、接受史,并在知识维度上重审启蒙运动的知识谱系,将科学知识的教育与传播纳入体系之中,同时在时间与空间视野下进行研究。他尤其强调了思想史研究中的社会维度,他认为,启蒙时代的思想需要借由社会制度进入现实,因此启蒙时代是社会转型、社会组织理论的集大成者。他提出应在思想与社会互动之关系中的把握启蒙运动的贡献。

 

随后,华东师范大学的周保巍副教授对李教授的发言做出回应。他提出在亚当?斯密的《国富论》《道德情操论》中已经出现了对中国的逆转性评价,其背后是西方社会道德观念中感性(sensitivity)、人性(humanity)等观念的生成。他还指出启蒙时代批判精神的前提是开放社会的形成,“commerce”是其中的关键词,它意味着商品交换与思想观念的交换同时存在。由此,他指出,亚当?斯密提出的“共情”观念是18世纪的社会建构的核心观念,它促进了私人空间与公共空间的对接,使启蒙时代的个人和社会都不断向外敞开。

 

113日下午,本次会议跨学科对话的第二回合仍然围绕欧洲文化研究和中西文化交流这两方面展开。

 

北京大学的刘意青教授以18世纪文学中的英国为题,指出相较于被后现代理论包围的当今社会,18世纪文学所能折射出的社会百态更为全面真切,并强调中国研究界不该忽视这一时段的英国文学。刘教授通过分析英国主要小说家笛福、斯威夫特、理查逊及菲尔丁的相关作品,探讨该时段英国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宗教等诸多方面的状况,聚焦于城乡关系、女性意识及劳动问题,并联系当前中国的现状,以达到洋为中用的目的。

 

福建师范大学的葛桂录教授探讨了英国“古今之争”语境中的中国形象,指出英国“古今之争”的论辩双方都以培根的知识效用论为思想根源,故而与笛卡尔—霍布斯机械论拉开距离。通过分析“崇古派”代表人物威廉?坦普尔爵士与“尚今派”重要代表威廉?沃顿援引欧洲对中国的报道,尤其是耶稣会士传播的中国知识,塑造出一褒一贬的两种中国形象。葛教授通过指出这种不同形象所承载的文化功用,说明“古今之争”的焦点在于衡量文明的标准究竟应该是技术进步还是德性品质,而这场争论也为后世英国作家建构中国形象的确立了重要尺度。

 

来自《文艺研究》杂志的张颖副编审从孟德斯鸠的美学论文《论趣味》入手,考察其趣味学说。与诸多研究者不同之处在于,张颖副编审不认为孟德斯鸠的美学立场始终在安德烈的理想主义和杜博的情感主义之间游移,通过对其写作契机及文本逻辑进行分析,指出他的美学立场是与安德烈有所不同的理性主义,以及与此相关联的古典主义,进而探讨《论趣味》对美学和趣味理论的独特贡献。

 

浙江大学的范昀副教授围绕沙夫茨伯里与他的作品《论人、风尚、意见与时代的特征》,从思想史的视角,将其纳入1688年光荣革命后英国商业社会的时代背景中,进而考察其思想与现实语境之间的对应性及其在当时“德行与商业”论争中所处的位置。范昀副教授重点剖析了“文雅”这一概念的深刻内涵,并探讨沙夫茨伯里如何看待审美文化对于培养公民德性和建构文明秩序的价值。

 

华东师范大学的金雯教授从“情感世纪”的由来谈起,指出启蒙时代是私人空间与公共空间同时崛起的时代,通过对18世纪情感话语的脉络进行梳理,说明18世纪的情感既凸显理性边界,也具有辅助理性的功效。金教授以斯特恩为例,通过斯特恩的身体闹剧分析小说隐含的幽默观,指出他笔下的戏仿式讽刺喜剧对公共领域的构想形成了一种批判和嘲讽,以此进一步分析与同时代小说格格不入的《项狄传》何以成为大众文化的风向标。

 

浙江工业大学的何畅教授从《傲慢与偏见》中的绅士形象谈起,对达西究竟是冷淡无情的摄政纨绔子抑或是敏于他人情感的新绅士形象提出疑问,探讨这一颇具争议的形象所折射出的绅士概念的变迁过程。何教授指出绅士形象的道德化历程也是个体通过情感体验、获得反思性自主的情感历程,而温良新绅士形象恰恰体现出奥斯丁对18世纪初情感主义思潮的传承与改良。

 

南京大学的韩伟华副教授以近代西方重要女作家和批评家斯塔尔夫人为题,对斯塔尔夫人的创作历程与个人生平进行梳理,指出其在《论文学》一书中对文学进行理论性反思的同时,还通过塑造一系列现代女性形象,宣扬人类可以日臻完善的新观念。同时通过分析《德意志论》,指出斯塔尔夫人对于世界文学和流亡文学所起到的开创性作用。

 

杭州师范大学的新晋讲师时霄探讨了英国自然神论与文人作家的信仰问题,指出18世纪英国的文学作家广泛参与了信仰与怀疑的论争,使得这一时期文学与自然神论的关系成为具有价值的议题。时老师进一步指出,“自然神论”概念界定的复杂性以及自然神论者所使用的“隐微写作”手段都对研究这一时期文人信仰的问题产生了影响,使得许多作家的信仰问题呈现出更为复杂的面貌。

 

四川外国语大学的张旭春教授将话题重新导向中西文化交流,对Sharawadgi的词源进行考证,首先对此前中外学者所考证的中文与日文渊源进行细致梳理,进而指出该词可能来自中文词“洒落”与“位置”的合成。同时,张教授指出,对 Sharawadgi 的词源学考证不应流于为考证而考证,而应将目光聚焦在 Sharawadgi美学所蕴含的重大文化学意义,也即欧洲浪漫主义运动兴起背后东方艺术思想的影响。

 

复旦大学的范若恩副教授探讨了作为美学概念的“如画”之意涵。他指出,“如画”并非依附绘画艺术而产生的一个衍生概念,而是产生于诗画同源的理念,试图兼顾绘画的视觉效果和诗歌的时间效果。范老师强调,通过对“如画”概念时间维度的探求,我们能系统了解它作为18世纪英国美学中的重要概念对世界美学做出的独特贡献。

 

所有发言结束后,与会者又进行了激烈的集体讨论,围绕具体的文献和研究视角展开切磋交流。学者们也对未来进行展望,初步商讨了将18世纪研究论坛延续下去的规划,对如何将中国学者的研究推向欧洲和国际学界提出了众多可行的建议。

 

与会学者发言集锦

 

 

 

 

 

 

 

 

 

 

 

 

 

 

XML 地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