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11月8日，教育部青年长江学者、北京大学中文系贺桂梅教授应邀在我校闵行校区人文楼5303报告厅开展题为“毛泽东诗词与当代文学的古今之辨”的讲座。本次讲座为华东师范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知名学者学术讲座”，由罗岗教授主持，中文系、思勉研究院以及外校的同学均慕名前来参加。

讲座主要由两部分组成，在第一部分中，贺桂梅教授试图在一套全新的阐释框架下重新审视中国当代文学，重新讨论当代文学的起源和主流规范演变过程，为之后毛泽东诗词选择以何种面貌进入文学史提供历史背景；第二部分则从毛泽东诗词的发表与影响谈起，运用布罗代尔“三重时间”的理论赏析毛泽东诗词，以诗词为窗口，探讨毛泽东在五十至七十年代的政治理念和对未来的期许。

贺桂梅教授先对讲座标题进行了一番题解，梳理“当代文学”这一概念所具有的广义和狭义两个面向，指出当代文学内部存在断裂，而如何看待这个裂隙，如何将当代文学与现代文学、乃至五四以前的中国历史整合，是眼下现当代文学研究者应当尝试解答的问题。她提出，中国文学研究需要有历史的视野，我们在怎样的时间跨度里考量，意味着我们采取什么样的角度。我们可以从改革开放的40年，新中国建立以来的70年，鸦片战争以来开始现代化的150年，世界资本主义逐渐推向全球的500年等角度切入，也可以直接站在中华民族3000年文明史的高度，超越现代性视野，探求古典中国与现代中国的延续关系。

本次讲座主要讨论的时段是狭义的当代，即1940年到1970年三十年毛泽东时代的社会主义文学。对于这一时段，学界有两个对立的解读：李泽厚提出“封建主义幽灵复辟”，认为这三十年间是救亡压倒启蒙之后封建主义的全面回归；林毓生提出的“激进反传统”，认为建国后中国的政治发展恰恰延续了五四时期坚决与传统决裂的精神。二者虽然都是从当代文学与中国古典文化的关系出发，却做出完全相反的判断，这一冲突是贺桂梅教授思考起点。

通常认为，当代文学是现代文学的延续，但实际上四十年代开始的当代文学与现代文学是存在断裂的。从历史地理学的角度来看，现代文学发生在北京上海等沿海沿江城市，现代资本主义从海上来，故而最早接受西方文化的地方开始了以西方式现代化为主要特征的现代文学，作家大多出生于江浙、四川等地；而当代文学则在西北华北西南等内陆地区萌芽兴起，以工农兵文艺为代表，其背后的政治根源是日本侵略中国占领中国东北与东部长江沿岸，隔断了西方资本主义在中国深入的进程，迫使共产党在西北内陆地区建立解放区根据地，创作者大多数没有接受高等教育，内陆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发源地，具备更切肤地触摸古典文化资源的条件。从《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和毛泽东在鲁艺所做的一系列对谈中可以分析出，“当代文学”起点具备三元结构，五四以西方文学标准为特色的新文艺；以苏俄为代表的当代社会主义文艺；以旧形式、民间形式、地方形式与方言土语传统中国形成还活在乡村的民间文艺，并非由现代文学简单地发展而来。而随着中苏关系破裂，先前对苏联的全盘学习都得到了反思，在文艺领域的表现就是中国古典资源开始得到重视，不仅仅是民间化的方言土语，而是古典诗歌，京剧同样进入无产阶级文艺的视野，得到改造与转化。其中的标志性事件便是1957年《诗刊》创刊号上毛泽东主动发表自己的十八首旧体诗，第一次大规模发表古典诗词，直接介入文学建构，以国家领导人、革命领袖的身份表达对旧体诗创作的支持，打破了中国旧体与新诗并立的格局，意味着现代中国文学一直不处理的资源成为了中国文艺创作的内在资源。由此开始，毛泽东诗词在中国当代历史上深深塑造了几代人的情感结构，其中奋发昂扬的革命激情和巨大的情感召唤力提供了一种有效的政治主体视镜，在全世界范围内产生极大影响。

从形式上来看，毛泽东诗词是旧形式之“今诗”，直接在古典和民歌的基础上改造，不但在词牌和格律上进行革新，语言直白口语化，且将社会主义建设、时事议论、政治抒怀等全新的题材纳入诗歌创作，体现文学和政治上“中国化道路”的探索。从内容上来看，毛泽东诗词中具有两个不容忽视的要素，诗意山水与抒情主体；贺桂梅教授介绍了布罗代尔的“三重时间”和李零的“地理大视野”，指出毛泽东诗词中的山水也具有三重时间：代表生活经历纪实的个人的时间、代表革命史诗进程的阶级集团时间、和与中国传统文明中“天下”观同构而异质的地理时间，而第三重时间恰恰体现毛泽东诗词的美学政治想象。在毛泽东诗词中，“革命”所体现的便是天人之际的辩证法哲学。“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的豪情壮志背后，是通过古典政治学术语表达现代命题——虽然“人定胜天”是意志不是现实，但人具有能动性，一个人有无数个朝夕，人民则可以“子子孙孙无穷匮也”；在绵延的历史中，天和人是矛盾的统一体。

在讲座的最后，她总结当代文学的研究方法，指出研究不一定要局限在现当代的维度里，还要注意到古典文学资源在其中的回响；既然“文明”自身就具有长时段视野，更要打破中国古今之隔；与此同时，她也提醒大家注意，文明不是自然的东西，自身具有其政治性。对待中国传统文明，无论是复古主义还是虚无主义的态度都是不可取的。必须正视的现实是，传统从未从中国人的生活中消失，要在当今世界创立自己的主体性，必须面对重新组织古典传统与现代性问题，这也便是毛泽东诗词中的古今之辨带给我们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