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7月2日下午，美国俄勒冈大学东亚系、著名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专家和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家文棣（Wendy Larson）教授，在华东师范大学闵行校区人文楼4330会议室，作了一场题为“《在路上》在中国”的学术报告。张春田老师主持。

文棣教授首先阐述了人们对“垮掉的一代”（Beat Generation）存在着严重的误读情况。他们并非是“被垮掉的一代”，并非是悲观的虚无主义者，并非代表着精神的颓靡与纵情的享乐；恰恰相反，他们有着乐观的精神追求，反对种族歧视，通过要求性解放和“迷幻体验”来反抗美国社会的物质控制及其一致性要求，这所体现的是一种“新享乐主义”，充满着积极向上的反抗性力量，甚至与之后出现的“嬉皮时代”的带有虚无主义色彩的“Further”体验迥然不同。

文棣教授接着以凯鲁亚克的《在路上》为例来说明“垮掉的一代”在中国的阅读接受过程。她通过三个中译本的比较性阅读，指出1962年的中译本具有鲜明的反资本主义色彩，但却在中国读者身上萌发了对“个性”、“自由”等的憧憬，甚至在无形中影响了“上山下乡”的知青一代，以北岛为代表的那种无目的的流浪体验正是《在路上》的中国版本。

文棣教授最后由此提出了她的疑问，即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能否从“乐观主义”的角度来进行比较呢？她通过将《在路上》与《青春万岁》作为成长小说进行比较阅读来说明两者存在的共通之处。在她看来，20世纪50年代的美国与中国，在国家意识形态的层面，都存在“强制性”的“乐观主义”，即美国是主张消费主义、物质主义的超级大国式的乐观主义，而中国是主张集体主义、国家精神的“革命乐观主义”；与此同时，无论是美国还是中国，在个人感性世界及生活方式的层面，也都存在着与“向前看”、“进步”的乐观心态不同的另一种乐观心态，这是一种“自发的生活与快乐”，是一种无目的地、狂喜地向前走，是对日常生活迟钝的时间的抗议，它拒绝以“进步”的概念来引导生活。因而，“乐观主义”不仅仅是作为意识形态的特质存在于20世纪50年代的美国（资本主义社会）与中国（社会主义社会），更是作为感性生活的文化现象存在于这两个看似迥异的国家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