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10日16时，上海师范大学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研究中心主任、《文贝：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主编刘耘华教授在华东师范大学文史哲楼4330会议室作了题为《“关联思维”在欧洲的思想来源及生成语境》的“百场”学术讲座。

首先，刘耘华教授解释了“关联思维”的含义。传统的“因果思维”是纵向的，不可逆的， “关联思维”与“因果思维”相对，是共时的、可逆的、有机的和生命的。在“关联思维”理论家看来，认识真实的世界不能用科学的概念，“因果思维”对事物本质的认识是假象，例如理念、上帝、本质、真理等。以“关联思维”来诠释中国古代的思想与文化，在西方学界已受到广泛认可，然而这个重要的汉学概念尚未引起汉语学界的充分关注，其思想源头及生成语境仍然晦昧不清。

随后，对于汉语学界存在的问题，刘耘华教授对“关联思维”做了初步探讨，认为这个概念有三个思想来源：一是怀特海的机体-过程哲学。他认为世界是一个自我组织、建构、完善和创造的有机整体，没有一个处于时间之外的存在（理念、上帝）。构成这一整体的“现存实有”之间始终处于消长变化、动态共生、彼此依存的活动过程之中。二是卫礼贤、荣格的“个性化”、“共时性”。荣格认为弗氏对行为的深层动机阐释过于单一，轻忽宗教、哲学、神圣信仰等“精神”的“力量”。他在与卫礼贤的合作中，丰富了“个性化”、内外“共生”的概念，并在“曼荼罗象征论”、“本我环绕”等概念中饱含了思想上的独创性。三是葛兰言的“关联性”观念。他认为“类比”是万物相互“关联”的主要方式；两极性的“对照”是事物相互关联的基本形态，并非西方式的绝对对立，而是彼此“对比”和“对待”；相互关联的事物之相互对比、补充或转化需要在整体的秩序和范畴之中才能实现，后者之最通常的象征符号是“道”。

最后，刘耘华教授对“关联思维”生成语境中的两个关键因素进行切要分析：一是滥觞于18世纪晚期的德国早期浪漫派、兴盛于19世纪末20世纪早期的生命哲学思潮；二是“一战”结束之后东方学（包括对于汉学的重新认识）的迅速兴起和发展。这一融汇了中国资源的“关联思维”，后来又被一批汉学家拿来作为诠释中国古代文化和思想的一个利器，并且同时在当代西方和中国学界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在演讲结束之后的问答环节，在场师生踊跃讨论，对“关联思维”及其相关问题有了更深的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