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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学科视野下的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暑期学校第五天活动回顾 | 蔡翔教授发表演讲、两场学员专场讨论
发布时间:2023-08-02        浏览次数:10

       728日,“跨学科视野下的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暑期学校第五天的活动在外语楼333室举行,上午场是上海大学中文系蔡翔教授的讲座,下午场为学员专题研讨。 


蔡翔教授演讲:

 “退后一步”与1980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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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日上午9:00,上海大学中文系蔡翔教授发表了题为“‘退后一步’与1980年代”的专题演讲,演讲由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倪文尖教授主持。 


倪文尖教授(左)和蔡翔教授(右) 


       讲座伊始,蔡翔教授首先解释了“退后一步”的含义,若要研究1980年代,则需要回到1950-1970年代。作为前史,50-70年代的文化结构对1980年代有着深远的影响,同时借由50-70年代的社会语境,也能够更有效地进入1980年代。因此蔡翔教授分别从五个话题来具体切入两个时代的联系和变迁。 首先是“安全与人口治理模式”,蔡翔教授指出,冷战构成了二战后新的世界格局,在领土安全和人心安全两方面上对1950-1970年代的中国构成了潜在焦虑,这个焦虑影响了国策和人口的治理模式,形成了所谓的阶级斗争(政治运动)的方式。1960年代具体表现为接班人问题,而1980年代则表现为“去政治运动化”。1980年代是在安全问题被暂时搁置的前提下展开的,当安全不再成为首要的威胁时,1980年代才有可能从容地谈到“启蒙”和“富裕”,思想的权利体现在文化阶层,富裕的权利体现在平民阶层,这两种权利要求遥相呼应,因此1980年代知识分子和底层民众也获得了一种暂时的联盟,这是1980年代文学所谓黄金期的根本原因。第二点则是“政治共同体”,蔡翔教授从《红灯记》中李奶奶痛诉革命家世的情节切入分析,指出这一细节背后所隐含的“阶级情”的共同体隐喻,这个共同体是政治共同体和新政治阶级,在1950-70年代,这个政治共同体是不稳定的,当阶级呈现出超强包容性的时候,就突破了出身限制,具有一种整合社会各阶层的召唤性,从而构成了一种强大的共同体,可是在激进政治的驱动下,这个共同体开始清除自身的异质性,追求一种更加纯粹的政治形态。然而1960年代的血统论则把这种成分论推向极端,构成了不平等的社会形态,遇罗克的《出身论》是1960年代最为重要的思想遗产,而1980年代的政治反思则建立在遇罗克的思想基础上,1980年代个人从政治(运动)退出,回到所谓的亲情,意味着政治共同体的真正破裂,也意味着从政治世界退回到生活世界,然而回到生活世界并不意味者共同体的消失,相反,1980年代一直在要求结构新的共同体,特别是以人性、人道主义、人情味和共同美重新构成的共同体,也召唤了80年代“启蒙主义”的崛起。



演讲中的蔡翔教授 


       接着,蔡翔教授指出第三点“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命题,1950-1970年代的政治不只是伦理问题,还是道德问题,而“退后一步”的关键就是经济,在文学创作上则表现为围绕生计的叙事,1980年代的改革文学的起点是贫穷,贫穷构成了一种社会的恐惧,这种恐惧压倒包括德性等一切要求,而改革的重点是富裕,富裕构成了改革的正当性和合法性。因此在1980年代如何解放生产力是实践的重要内涵,但是政治并没有消失,生产力中间隐藏了重新政治化的要求。可以说1980年代的文学围绕这个概念展开,并在在展开的过程中生产出了新的冲突,尽管在1980年代,所有制并未根本变动,但是私有经济的成分开始出现,个人也从精神走向物质。第四点则是“大同和小康”,蔡翔老师认为公有制构成了1950-1970年代的核心,并在文化上激活了大同思想等传统,因此不存在纯粹的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意识形态。1950-1970是道德(传统)隐藏在社会主义里,而1980年代则是社会主义隐藏在道德(传统)中。所以社会主义改造是公对私的改造,这个改造既指向所有制,也指向人心和教化。然而在农村却具有特殊性,尽管农村也在进行社会主义改造,但不可能彻底,由此呈现出公私兼顾的1950-1070年代的农村现实,1980年代的改革则从农村开始重新强调公私和经济的关系,因此“退后一步”在思想史上即是从大同推向小康,例如在合作化小说的背后,隐蔽表现出写作者的大同理想,而在1980文学表现为则是小康的问题,“私欲”构成了1980年代文学隐蔽的叙事动力,并成为一种新的崇高的美学形态。最后一点则是“一元论和多样性”,1950-1970年代的文化场在思想上是一元论,在制度上则是一体化,这种“一元化”激活了一部分思想乃至文学的潜力或者活力,同时也压抑了另外的思想和文学的活力,“思想的压抑”造成了思想者的“苦闷”,而“苦闷”需要“觉醒”,也促成了1980年代的“苦闷-觉醒”的叙事逻辑,最后也构成了现代史上三种基本的叙事逻辑:压迫-平等、贫穷-富裕、苦闷-觉醒,这三种叙事逻辑分别对应革命和改革和启蒙。蔡翔教授最后总结道1980年代特点之一,正是所谓的“退后一步”,是从激进的政治实验上的“退后一步”,这个退后逐渐确立了改革的内涵,贫穷是1980年代改革的最为重要的理由,因为贫穷这个概念的存在彻底清除了倒退的可能,所以1980年代的退后一步,实际的面向是未来,而不是过去,可以说,1980年代的意义在于通过各种冲突和探索,为下一个时代提供了各种选择的可能。 


蔡翔教授和同学互动 


      在提问环节中,第一位同学请教蔡翔教授如何考虑1970-80年代的复杂性,在研究中需要注意哪些因素,蔡翔教授总结为:下判断谨慎,材料要充实。第二位同学希望蔡翔教授能够进一步解释“1950-1970年代的根本问题是结构”这一观点,蔡翔教授以“社会主义如何处理人的欲望”这一问题为例,强调时代的多层面和复杂性。  


学员专题研讨第三场:

台港海外文学研究


       728日下午13:30,本次活动学员专题研讨第三场正式开始,这次研讨主题为“台港海外文学研究”,由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倪文尖教授、上海交通大学中文系王宇平副教授担任主持评议人,来自厦门大学、福建师范大学、重庆大学、中国海洋大学的五位研究生依次进行了汇报。 


评议环节中的倪文尖教授 


      陈颖莹同学以诗人覃子豪1940年代在东南地区的办报实践为中心,通过梳理覃子豪的文化活动,从一个区域性的视角为考察战时东南地区诗运以及抗战前后两岸相似的文艺生态性提供一个新的视角。覃子豪提倡革命诗歌和关注大众生活,他与一批文艺工作者到达台湾之后积极展开办报、出版等活动,形成了跨报刊的交流群体,而这种浓厚的文化氛围也促进了台湾新文化运动的重建。陈诗婕同学的问题意识在于与现有的台湾儒学进行对话,由此她关注徐复观与叶荣钟两位知识分子的交往过程,以“士人精神”概括徐复观与叶荣钟的思想状态,二人失望于国民党统治,并延续汉文化传统精神(抗日与反西化),致力于探索台湾新出路(回归祖国),借由两位“士人”在1960-1970年代跨越省籍藩篱,共同坚守以国家人民为主的知识分子立场的姿态,观照两岸知识分子的思想共鸣问题,也有助于为当下两岸发展融合提供精神文化视角的参考。林嘉同学以“小说家出身的陈映真如何转向《人间》实践的陈映真”为问题意识,探究陈映真长时段的思想和实践。面对台湾压抑的时代政治,陈映真以寓言的方式进行小说创作,寓言的背后指向的是台湾、大陆以及第三世界的关怀。而1985-1989 年的《人间》实践中,则是陈映真思想的具象化,借由《人间》实践,隐含在小说中的寓言性所体现的站在弱势立场、向内自省、对现实的高度敏感以及呼唤“相信、希望与爱”的思想,以向内省思和向外开拓的方式继续呼唤“相信、希望和爱”的力量。邵海伦同学从1986 年陈映真引入台湾的日本戏剧《怒吼吧!花岗》在台北引起强烈反响这一事件谈起,思考此部戏剧背后所隐含的历史指向和思想资源。她细致分析导演石飞仁如何改变传统文献剧的表达程序与启动当事证人的情感叙述功能,指出《怒吼吧!花岗》成功打捞消失于日本战后历史叙述的花岗事件,唤醒台湾观众的中华民族情感,因此这部戏剧是东亚左翼力量跨越时间与空间的联动产物,向世人示范了中日民族跨越伤痛的和解之道。张悦同学将目光置于参加 IWP 的中国作家对美国的记录中,聚焦于中国转型的1980年代,通过对散文、日记、书信等文本进行细读,发现作家笔下的美国精神和情感逻辑,1980年代是一个含混的时代,而访美作家在遭遇资本主义文化时所表现出来的两极和矛盾的情感态度和价值观念,折射的是 IWP 背后的“文化冷战”色彩。 


       汇报结束后,两位评议专家就五位学员的发言进行了点评。王宇平老师认为同学们对于材料分析都较为细致,梳理翔实,也能够钩沉出被遮蔽的史料,但更希望同学们能够在立足社会政治视野的基础上,紧紧围绕核心观点来使用并打开材料的丰富性。倪文尖老师提醒同学们需要增强学术的反思性和自觉性、具体性和复杂性,明确研究的问题意识和核心概念,希望同学们能够在扎实的学术基础之上追求观点和研究方法的创新,也鼓励同学们能将自身在当下的关切投射到学术研究之上。 


评议环节中的王宇平副教授 


学员专题研讨第四场:

科幻文学及前沿研究

  
       下午1545,学员专题研讨第四场“科幻文学及前沿研究”正式开始,研讨由上海大学中文系唐小林老师、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杨宸老师担任主持评议人,来自复旦大学、重庆大学、华中师范大学、南京师范大学、西北师范大学的五位研究生依次进行了汇报。 


评议环节中的唐小林老师 


       莫雨曦同学以《电世界》为例,结合时代话语解读小说纠缠交织的复仇与复兴两种叙事和具有“现代”特质与多重身份的“科学英雄”的主角形象,并通过重点分析小说中的文学想象和科学发明所借助的种种现实灵感来源,论述晚清科幻小说在创作和发表过程中所完成了两次现实与想象之间的穿梭,具有当下不易体察的“真实感”。陈舒遥同学以当代科幻作家郑文光1957年创作的《火星建设者》和1984年成书的《战神的后裔》为主要研究对象,把握其中“科学新人”主体和共产主义之梦,分析一个故事两次书写的想象图景、主题旨归和历史意义,并在世界文学视野下定位其作为社会主义中国科幻文学的文学史意义。罗民同学将马克思主义阶级观作为理论立足点解读郝景芳的《北京折叠》,认为小说以“阶层”代替“阶级”审视北京的做法实际蕴含大量的乌托邦想象,忽视了潜藏的阶级斗争与被遮蔽的阶级意识。这表现出作者在“稳定”与“革命”之间的矛盾心态,而同时小说在现实问题上的也呈现有力的批判性。喻越同学关注近年来一批作家的跨场域写作现象,借助“场域”理论,通过对部分青年作家在互联网平台和传统文学期刊两大场域的写作史梳理和对作为“缓冲地”的豆瓣平台进行个案分析,提出这种写作现象反映了当下媒介融合特征,从中可以重新认识“纯文学”这一文学场域的“边界”,实现融媒体时代文学观念的整体更新与变革。任智峰同学关注ChatGPT的研发和使用中情动赋能这一理论方法和现实策略,提出身体的实在性、集群性和虚拟性是情动赋能ChatGPT的身体诉求;媒介的中介化、泛媒介和知识—媒介是其媒介延展;后人类的审美感受、情动感性和后人类主体的生成则是其后人类意义增殖。 


       汇报结束后,两位专家就五位学员的论文和发言进行评议。唐小林老师肯定了同学们的问题意识和学术价值,认为论文具有较为广阔的研究视野和独特的切入角度,材料丰富,论述扎实,并建议同学们进一步关注文本书写实践背后的具体因素和复杂图景,集中直面更大的问题、扩展文本内外的脉络。杨宸老师就研讨的主题,以技术冲击下的人文学科乃至人类的现状与未来作为引入,肯定同学论文中对时代命题的关注,同时提醒同学们切忌以过高的理论热情掩盖对象本身,要面对真实的研究对象;并在有余力时多做学术研究而非单纯的“生产”,真正的研究才能保持独特性与活力,真正回应时代。


评议环节中的杨宸老师 


      在两场学员专题研讨之后,同学们积极向专家们请教问题、交流学术。至此,暑期学校第五天的活动圆满结束!  

两场专题研讨之后,王宇平老师(右)和唐小林老师(左)与同学们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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