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27日，“跨学科视野下的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暑期学校第四天的活动在外语楼333室举行，湖南大学文学院谭桂林教授、北京大学中文系贺桂梅教授和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何吉贤教授分别进行了专题演讲。 

谭桂林教授演讲：

五四时期新文学的生命启蒙

       7月27日上午9：00，湖南大学文学院谭桂林教授发表主题为“五四时期新文学的生命启蒙”的演讲，演讲由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杜英教授主持。谭桂林教授以《新青年》为例，发掘和探讨先驱者们对“生命”的言说及其对“生命主义”的理论建构，并且对现代学术史上的这一缺失进行深入的检视与反思。 

杜英教授（左）和谭桂林教授（右）

        讲座伊始，谭桂林教授首先强调了其学术研究的问题意识，他认为五四新文学传统的建构中包含着19世纪以来西方进步文学思潮的各种异质的思想因素，具体可以理解为大传统——“人的文学”以及小传统——“人的文学”旗号下形形色色的现代思潮，然而对于五四新文学“人的文学”认识和研究中，学者却有研究者谈及“生命的人学”和“生命主义”。由此谭教授立足于此问题意识，结合《新青年》杂志厘清和探讨五四新文学运动者们对生命问题的理论建构。以陈独秀、鲁迅为代表的新文学运动先驱者对“生命新知”进行译介，提倡科学观念，介绍科学成果，比较注重生物科学、心理科学和现代医学科学，用科学来扫荡和澄清国人头脑中关于生命的谬妄观念，同时，他们注重借鉴和运用生命科学与生命哲学的思想资源，来论证或者诠释自己宣扬的新思想和新观念，譬如在“个性主义”的旗帜下对生命自身的重要意义的强调与张扬，发掘近代医学中的“优生优育”问题对于民族内忧外患的启示作用，同时也关注女性在生育、家庭中的责任和解放问题。 接着谭桂林教授进一步阐释了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生命主义”的核心理念，现代文明体系中的各种要素无论是法治原则、民主制度，还是人权观念、自由精神，其核心的质素都是对人的生命的尊重与保护，新文化运动者提倡“反堕胎反溺儿”、并展开了关于“贞操论”、“自杀问题”的两场内部思想讨论，这一系列讨论都有助于构成一个具有体系性的关于生命问题的思想主义。在梳理《新青年》同仁的翻译和讨论之后，谭桂林教授结合具体的创作来讨论五四时期新文学创作对现代生命伦理的建构，新文学运动者致力于抨击“吃人肉”封建宗法家族制的问题，提倡“幼者本位”，谭教授重点对鲁迅《父亲的病》展开文本细读，认为鲁迅文本中对“安乐死”的肯定是一种尊崇现代伦理的生命庄严感。在演讲的最后，谭桂林教授强调“生命主义”构成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传统建构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新文化运动者“吾人最后之觉悟的伦理觉悟”之中最富有现代意义的一个部分。因此当下反思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有必要重新关注和探寻“生命主义”这一重要的思想资源。 

演讲中的谭桂林教授 

       在提问环节，第一位同学提问“新文化运动中对于国民性的批判是源自是‘文明-野蛮’还是“社会陌生体-熟人乡土社会”，谭教授指出科学发展对思想发展的冲击古已有之，新文化运动先驱者的重点或许更在于引入西方思想和更新国人的知识。第二位同学请教老师如何看待“新文化运动中更为强调人的肉身的保全，这种思考又与五四新文化的内在逻辑有何种关系”？谭教授认为新文化运动苦于“东亚病夫”这一称呼，因为对于体魄和卫生的关注是先驱者们的切身经验。最后一位同学询问“如何理解“生命启蒙”和五四新文化运动期间“情感启蒙”等各种“启蒙”之间的关系”，谭教授认为五四时期对于互助、启蒙等有着宽泛和多元的理解，不管是理性还是情感上的启蒙，都要思考如何理解生命的问题。
 

贺桂梅教授演讲：

中国百年文学史研究的范式转型

       7月27日下午13:00，北京大学中文系贺桂梅教授在腾讯会议带来主题为“中国百年文学史研究的范式转型”的线上讲座，讲座由华东师范大学国际汉语文化学院毛尖教授主持。  

贺桂梅教授讲座截图 

      贺桂梅教授的演讲从四个方面展开。首先，贺教授谈到“范式”概念来自托马斯·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范式和范式之间不具有连续性，而是在危机中形成断裂性转变，是世界观的崩塌和重建。库恩称之为“革命”。贺教授指出，在中国百年文学史的范式转型中，空间场域的拓展——“中国”的凸显，是引发“革命”的关键，也是思考这一问题的重要方法论。 其次，贺桂梅教授介绍了三种主要的文学史研究的现代性范式，分别是：1920—40年代建立“现代”的启蒙范式、1950—80年代的现代性内部发生自我超越的“革命范式”，以及1980—2010年代针对前者强调“文学性”“人性”和专业化的“现代化范式”。就现有的范式，贺教授指出当下危机的表征。三种范式彼此不兼容，且同处现代性内部，进入21世纪后，中国主体位置的变化、全球现代性的总体危机和传播媒介带来文学位置的巨变征兆着新的诉求，形成新的研究热潮和方法，同时仍有局限性。 

演讲人贺桂梅教授 

       最后，贺教授针对范式转型提出强调中国主体性意味着立足“中国”进行思考，指出“文明史”视野下“中国”的五个维度和中国百年现代化的“四波”进程，并通过批判的文学史中发展实践、激活研究的活力。 毛尖教授认为，贺老师的学术路径启发研究者们在不断的学习推进中发现问题，获得长时段的活力和自我更新，还要和世界进行激烈的碰撞，保持对当代大局的观察力、能动性和对根本性问题的敏感。 

主持人毛尖教授

       演讲后同学积极提问。就同学提出的面对原先的范式，如何在深入把握“中国主体性”的同时、规避将“中国经验”本质化或落入与西方中心主义二元对立风险的问题，贺教授回应新的范式并不在于替代，而是打破曾视为理所当然的“套路”，从“中国”出发的新视角在于不限于“纯文学”或“现代性”，通过“跨学科”发现曾在学科内部熟视无睹的问题，强调“中国”一方面需要放到中国的具体场域，把握内部的动态建构关系；这也不意味着以中国为中心，相反，看到全球的格局，才能更清晰地看到中国。 

何吉贤教授演讲：

老舍的‘世界文学’图景：以出版代理人劳埃德档案为中心

     下午15:45，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何吉贤带来主题为“老舍的‘世界文学’图景：以出版代理人劳埃德档案为中心”的演讲，演讲由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周展安副教授主持。 

周展安副教授（左）和何吉贤教授（右） 

       何吉贤老师首先对老舍1946年3月—1949年10月的旅美经历和期间的主要工作做简要梳理，并介绍了当时欧美版权、代理人和出版制度的特色及与中国的差异作为背景。大卫·劳埃德于1948年3月经赛珍珠介绍接任老舍的出版代理人，其代理公司完整保存了1948年3月以后的老舍档案。何老师主要谈到其中以下四部分内容： 首先是老舍和美国外交官、情报官员Evan King的纠纷。1945年，Evan King翻译/改编出版了老舍的《骆驼祥子》，结果大获成功。1948年3月赛珍珠给劳埃德信中谈到Evan King坚持翻译《离婚》，并由于擅自对故事做重大改变与老舍谈崩，后者拒绝授权。劳埃德正式担任老舍的代理人后介入他们的版权纠纷。从劳埃德给老舍的信中可见，劳埃德认为两人冲突的关键在于中美对“版权”理解的差异，并采取相关法律措施遏制Evan King的“肆意”翻译/改编，且让老舍与Helena Kuo（郭镜秋）合作翻译出版了《离婚》。之后King未有新的“侵权”行为。 接着何吉贤老师介绍了Lloyd铺开的老舍作品的全球出版图景。据已有档案，Lloyd任代理人后，通过较为完善的版权处理经验和版权销售渠道，使老舍很快摆脱了版权困境，并在全球范围内推广其作品，包括翻译、出版、版权推广和电影、舞台剧等多种改变形式的版权洽谈等。在档案中还呈现出国际上对老舍作品的部分评价以及老舍相关撰文中的自我评价，如在对《离婚》介绍中老舍道：“自本小说后，我牢固地建立了自己的小说风格”。 

演讲中的何吉贤教授 

        在“世界文学”版图中，何老师还通过档案关注到了老舍作品的译者们。除与老舍产生版权纠纷的Evan King和与老舍共译《离婚》的华裔美国作家Helena Kuo（郭镜秋）外，老舍旅美时期的主要译者还有被称为“美国人中的中国女儿”的Ida Pruitt（浦爱徳），她是《四世同堂》译者，根据老舍手稿与老舍合作进行翻译。 最后，何老师就“1940年代在美国有没有‘中国热’”的问题切入，谈到老舍在转变时代的“世界文学”之路。他提出，美国的文化界重心的扩散和向太平洋转移的趋势以及“二战”结束、“冷战”开始的框架，构成老舍此时面临的笼罩性环境。老舍回国后与美国Lloyd、浦爱徳等人的交往以香港作为中介，而其通信中表现出对对方的理解，以及误解。老舍的经历中反映出中国现代作家“走向世界”中的权力和权利。 通过大量材料的发现与爬梳和跨学科知识的钩沉，何吉贤老师勾勒出档案中体现的劳埃德为老舍所铺设的“世界文学”图景，并对已有的老舍旅美经历的文史研究做出有效补充，从侧翼进入老舍的文学生命。  

罗岗教授和何吉贤教授互动 

       演讲结束后，周展安副教授强调外语能力在学术研究中的重要性，提醒同学们要注重挖掘外文文献材料。罗岗教授补充认为史料研究不应该是“钻在故纸堆”中，而是需要在新的材料中发掘新的问题，而何吉贤老师研究史料研究的方法和风格是非常有意义的，希望同学们能在研究中找到突破。李直飞老师提问版权问题对于叙述中国文化、讲好中国故事的影响，同学提问如何在庞大的材料中进行总结，针对第一个问题，何吉贤老师认为版本的变迁的背后涉及到的是权力结构变化的问题。针对第二个问题，何老师建议同学们要回到文学研究的主体，对于史料的研究最终要落实到研究对象的内部和细节。